首先很高兴你能够认真阅读我的文章并留下自己真诚的意见。
我喜欢这样的思想交流。
但是，我不知道你之”倾向于A种的说法”所指为何。
如果你自身有这种”倾向”，我不置可否。但从其后行文看来，这恐非你本意。
如果你之”倾向”是指在历史中广为流传的是说法A，那么，我表示赞同。而且我亦赞同你”首先”所领段之观点。封建社会当然要实行愚民政策。不然，民众思想日益开化即意味着封建社会日益瓦解。
但是，如果你之”倾向”是指孔子要表达的就是说法A的话，我则坚决反对。
我不清楚你如何看待儒家思想。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孔子开创的儒学与封建统治者倡导的儒术绝不相同。我认为封建统治时期的儒学发展是对孔子提倡的儒学的漫长地肆无忌惮地扭曲。对于孔子这个伟大的思想家来说，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要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更加残忍。后者不过是拒绝接受儒家思想，而前者却是将儒家思想扭曲到其对立面，依仗圣人的名义施暴。
孔子的确一生奔波，希望统治阶级采纳自己的思想。但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会没有一个统治者采纳孔子的思想？因为他的思想无用；为什么无用？因为他的思想不合时宜；为什么不合时宜，因为其思想核心”仁”对于统治阶级来说难以接受。他们希望得到的是”利”。这也就是秦始皇选择法家而实施残暴的”焚书坑儒”的原因。
为什么不合时宜的儒学，提倡”仁”的儒学却在汉武帝时被推崇到至高的地位？难道汉代已经发展到足以包容儒家思想，采纳”仁”这一观点的地步了？并非如此。其实道理很简单。所谓”粉饰太平”，所谓”掩饰恶行”，这原本就是一切施暴者惯用的伎俩。不错，汉代的确发展了，它已不再是赤裸裸地剥削压榨，而被迫带上了伪善的面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继续维持它的统治。其实这意味着民众觉悟的提升。他们已经感到不应该被这样压迫下去，所以统治者就做起了”粉饰”和”掩饰”工作。这也就是所谓的”愚民政策”。
为什么封建统治者独独选择儒学呢？是不是儒学本身就提倡愚民政策呢？我不这样认为。统治者选择儒学的原因，恰恰是由于儒学所提倡的”仁”深得民心。道理很简单：统治者选择儒学，就是要告诉民众，”看看，我是一个’仁者’，你们都是我所爱的人”。所以儒学本身并不”愚民”，正是由于它”向民”的本质才使得统治者利用它，恰到好处地实施愚民政策。”愚民”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把坏的说成好的。在这里，统治者的强权统治无疑是坏的，那么什么是好的呢？也只有儒学了。统治者选择好的儒学来掩盖自己的坏，自然不会真正按照好的来。接下来，自然而然地，就是展开对儒学的重塑工作。统治者尽力将其扭曲到符合自己利益的状态（那肯定就是儒学的反面了）。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就必定会被解释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你可能会说，不要颠倒黑白了，孔子本身不就提倡”君君臣臣”的封建等级制度吗？这可是《论语·颜渊》中孔子的原话。好了，说到这里，也该谈谈我对孔子的看法了。
我一直认为，不必把孔子看得过高。他和诸子百家之间应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其实孔子现在的崇高地位，恰恰是歪曲他的人别有用心的所为。在百家争鸣时期，孔子才不这么风光呢，他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累累若丧家之狗”，这应该是他的切身体会。
在我的心目中，孔子是一个和蔼的有智慧的人。只要你不带偏见地认真读一读《论语》，肯定多少会有这样的体会。但是，孔子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智慧弥补不了历史造就的缺陷。孔子希望拯救万民脱离水火，但他没有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了。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当我们遇到挫折，茫茫无可着落时，大概都会向后看的。正是因为孔子的这个缺陷，我才有了对孔子的亲近之意，因为我意识到孔子和我这个普通人的相通之处。假若孔子当时精明地向前看了，我或许会选择对其敬而远之（现在也就不会在此饶舌，为我所爱的孔子辩护）。孔子提倡”克己复礼”，这个”礼”指的就是是周礼。在那个战火连绵的时代，孔子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早先的周，这多少让人唏嘘。其实，孔子心目中的周绝不是历史上的周，只不过他潜意识地把它美化了。因为这是他唯一能够抓得住的希望。但是他不知道（或许他隐隐知道，但拒绝承认），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将那个周抛弃了，将那套制度抛弃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以生产力低下为条件的原始共有制度不可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重生。孔子怀着真挚的希望，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不辞劳苦地传播他那根本不可能得以实现的理论。而这一切完全是为了饱经战火的万民。当你意识到这一点后，你怎会不为之动容？
在《论语》中，最长的篇章是什么，是”先进篇”中的《侍坐》。这个我们中学时都学过，讲的是孔门师徒的闲谈。谈什么呢？谈理想。你可能会奇怪，这个场景太平常了，怎么会在那个惜墨如金的年代花费这么长的篇章来记录呢？用这些笔墨可以让孔子说上好多至理名言了。其实，恰恰是这篇闲散的记叙文深刻地反映了孔子的精神，反应了”仁”的本质。孔子为什么独独赞赏曾子的观点？我记得曾对你说过，曾子的观点实质上是孔子的”终极理想”。孔子毕生追求的就是让百姓们摆脱战乱，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稳定的位置，快乐地活着。
这里，我想说的倒不是这个”终极理想”，而是孔子的性情。孔子其实是一个多么向往恬淡生活的人啊。”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首先应该是孔子自身的理想。孔子向来是”推己及人”的（其实我们在考虑别人问题时，多是推己及人的，这是儒家思想熏陶的结果还是固有的人性？）。他为什么希望百姓们过上这样的生活？其实首先是因为他自身想过上这样的生活。这不是我强加给孔子的，很多地方都反应了孔子这样的性情。孔子曾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一个不热爱生活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孔子曾经”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一个没有闲情雅致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爱好；孔子曾经煞有介事地改辙绕过顽童们用沙土垒的”城墙”，一个没有情趣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行为……要知道，孔子当时是非常艰辛的，如果他本就没有向往恬淡生活想法的话，他是无暇如此”做作”的。孔子为什么被后世称为”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孔子的心灵是远离政治的，尽管他一直煞费苦心地向君主们推荐自己的治国方略。向往恬淡生活的人往往都是远离政治的。但是孔子最终却是违心地选择亲近政治。为什么？为民。在《论语》微子篇中，孔子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多讥讽孔子的执着，但是孔子一方面并没有批判他们（一个政治家不可能容忍不同政见的存在，因为政治是排他的。正是由于孔子思想家的本质才使得孔子能够尊重理解与其不同的思想），另一方面依然执着下去。其实孔子已经认同于他们了，认为所劳无功，他的学生子路就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呢？其实就是”不忍之心”。孔子曾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思就是，天下这么无道，我怎么忍心袖手旁观呢？这其实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要认为这多么豪迈大气。对孔子来说，其中包含了多少的无奈，多少的心酸？孔子就是这样一个心系恬淡生活，却因”不忍之心”而劳碌一生，最终又无所作为的可爱可敬亦复可怜的人。
在对孔子有这么一个大致把握之后，我们再来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应该会有一番别样的体悟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是封建社会严酷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灭绝人欲的纲常制约吗？孔子没有那么超前。孔子当时所想的只是周礼，只是不再战火连绵，只是社会中人们可以各居其位，各安其所，享受每个人独有的人生。其实这句话还有一个具体的环境，就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齐景公最终是这样理解的：”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我不禁苦笑，连齐景公这样的欲求称霸一方的君主都能正确理解这句话，我们却偏偏要曲解孔子的本意。比起我们来，齐景公真可谓是孔子的”知己”了。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的是封建社会的愚民政策吗？孔子没有那么冷酷。孔子只是想恢复周礼。我前面已经说了，孔子没有向前看，他向后看了。当时的孔子不会想到”愚民”。因为当时是一个生产力刚刚摆脱原始的共有制度的时期，诸侯间的战乱刚刚兴起，就是”愚民”这个后来对封建社会至关重要的统治手段在当时也是不合适宜的。因为当时的乱不是”民”引起的，而是诸侯自身发起的，他们需要的还不是稳定，而是混乱中随时可能获得或失去的”利”。这时他们想到的只是拉拢”民”，而不是愚弄”民”。而孔子这个”怀旧”主义者就更不会想到”愚民”了。
前面的行文的确是有些激动了，所以就难免有所偏激。下面我想冷静地谈一谈先秦时的思想。
先秦时的思想都是极为朴素的思想，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甚至于法家。它们都从最原始的形态萌生，掺杂了太多的主观色彩。但就是因为这些主观因素的大量渗入，才最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孔子的和蔼和不忍形成了儒家的仁；孟子的凛然和疾恶则形成了儒家的义；老子的淡然出世形成了道家的智，庄子的崇尚自然则形成了道家的慧；墨子的重于力行形成了墨家的侠；韩非子善于直面则形成了法家的透。先民们不碍于人物，将自身的喜好融入学术之中，人生即学术，学术即人生，这才形成了我国璀璨精神文化的雏形。而我们对待这些最初的朴素思想时也应该不碍于人物，用心灵真诚地与之沟通，才能够透过语言的迷雾，穿过历史的隔阂，获得其内在的真谛。
你我生活在纷扰的现世，假若能够在一个静谧的午后或一个闲适的夜晚，抽出一点时间，沏一壶热茶，以书为媒，穿越千年，结交一位可亲的朋友甚或一位可敬的敌人，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事实上，对我而言，孔子正是这样一位足以倾心的朋友。
